通肇事罪犯罪主体的，仅限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和机动车辆承包人。单位主管人员中的“单位”是指社会上的一切单位，而不是仅指交通运输部门。“主管人员”是指能对汽车司机发号施令的单位领导人员，包括直接领导汽车司机的班、组长。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未把乘车人列入教唆人的范围之内。现实生活中，乘车人强令汽车司机违章驾驶并引起重大事故的并非鲜见。因而漏掉乘车人是一个小小的失误。

　　第二，教唆人实施教唆行为的方法仅限于“指使”和“强令”两种。不包括劝说、建议、鼓动、激将等方法。笔者认为，这样规定是比较科学的。因为除了以指使和强令的方法教唆之外，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教唆，汽车司机完全可以不予理睬。换言之，对于用其他方法教唆违章驾驶的，是否违章驾驶最终决定权还在司机自己。但对于以指使或强令方法进行的教唆，汽车司机则较难予以抵制，缺乏自主的余地。这里所说的“指使”，是指上级为指导工作而给下级提意见或作安排。“强令”，是指使用强力进行命令，即强制性命令。对于指使和强令来说，虽然驾驶员一般情况下都不得不执行，但并不能因此而免除驾驶员的责任。

　　第三，构成本条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行为人除了在客观上必须具有教唆行为之外，在主观上还必须具有教唆的过失。这种教唆的过失表现为：教唆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教唆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构成过失犯罪，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这种教唆的过失在交通肇事罪中的表现形式是，行为人故意地教唆他人实施可能导致危害后果的违章驾驶行为，但只希望他人实施这种行为，却不希望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教唆的过失有三个特点：（1）教唆人虽然是故意地教唆他人实施可能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对于导致被教唆人构成过失犯罪，或者说对于造成的危害结果，在主观上却是过失的。因而这种情况在性质上仍然是过失教唆，而不是故意教唆。（2）教唆人教唆他人实施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也可能不发生危害结果。（3）教唆人由于没有预见到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或者预见到了但轻信能够避免，才实施了教唆行为。此种过失教唆犯在主观上是表现为过失地教唆他人过失犯罪。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故意地教唆他人过失犯罪，则不是过失教唆犯，而是故意教唆犯，应构成故意犯罪。这种教唆他人过失犯罪的故意教唆表现为，教唆犯在教唆他人实施某种行为时，明知他人实施其教唆的行为必然会过失地引起某种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他人过失地引起这种危害结果。例如，某甲明知某丙正在前方公路狭窄处骑自行车，因与某丙有隙，希望某丙被汽车撞死，于是便强令某乙超速开车，结果某乙在超速开车时，过失地撞死了某丙。此种情况下，某乙构成交通肇事罪，某甲则构成故意杀人罪。

　　（二）第5条第2款的规定

　　《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与第7条相比，该条款规定的行为方式虽然也是教唆，但教唆的时间、教唆引起的后果以及侵犯的客体都大不相同。该款规定的教唆时间是在交通肇事之后，教唆引起的结果是交通肇事被害人的死亡，教唆行为侵害的客体是特定个人的生命权利。而第7条规定的教唆时间是在交通肇事之前，规定的结果是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把第7条规定的教唆行为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是正确的，而把第5条第2款规定的教唆行为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则是不正确的。这样规定至少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与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表现不相符合。具体表现有三点：（1）违反的具体法规不同。交通肇事罪违反的法规是与交通安全有关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高速公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则》等等。这类法规调整的是交通运输的秩序。而本款规定的行为违反的法规是与交通安全无关的《道路运输事故处理办法》，该法规所调整的是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2）实施的具体行为不同。交通肇事罪的违章行为具体表现为超速开车、酒后驾车、人货混装等不安全行为。而本款规定的行为却是不救助被害人的不作为行为，该行为与交通安全无关，却与被害人的生命有关。（3）因果关系的表现不同。在因果关系上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知识，这就是：原因总是在前，结果总是在后。在结果之后发生的现象，不可能成为结果的原因。按照《解释》第5条第2款的规定，教唆人对肇事人作出的逃逸的指示（教唆行为）发生在交通肇事之后。也就是说，当教唆人实施教唆行为时，交通违章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违章行为引起的结果（交通事故）也已经发生，交通肇事已经构成。在这种情况下，还把教唆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共犯，那就等于认定教唆行为是交通肇事的原因。这样一来，在因果关系上岂不成了结果在前，原因在后了？

　　第二，与交通肇事罪主观上只能是过失的理论不相符合。我们知道，教唆人教唆被教唆人逃跑时，已经发生了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