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五点：（1）从主观上看，逃避法律追究不是肇事者逃逸的唯一目的。实践证明，肇事者逃逸的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逃避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二是逃避法律追究。甚至有的肇事者是以逃避救助义务为其主要目的。因而，在逃逸的目的上，将救助义务撇在一边，只强调法律追究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2）从现场的紧急情况看，法律不应当只注重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而不注重救助伤者的性命。当发生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眼见伤者血流如注，危及生命，作为肇事者，是应当先救助伤者，还是应当先去自首，不逃避法律追究呢？显然，正确的回答只能是先救助伤者。因为救助伤者刻不容缓，追究责任缓之无妨。因此，当肇事者逃跑的时候，他首先背弃的是救助伤者的作为义务，其次才是不逃避法律追究的义务。况且，就两种义务的重要性而言，显然也是前者大于后者。（3）从惩罚与救助的逻辑关系上看，法律也不应当把追究责任放在首位。前文已经指出，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身负两种义务，一是救助伤者的义务，一是接受法律惩罚的义务。为什么要救助伤者？是为了恢复伤者的健康，维护人权；为什么要惩罚肇事者？是因为他造成了伤害，侵犯了人权。可见，追究法律责任的目的正是因为造成了伤害。既然如此，就不能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耽误救助伤者。否则也就失去追究法律责任的实际意义。（4）从社会关注的焦点看，也不应将追究逃逸者的法律责任放在首位。众所周知，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社会问题。该问题一出现，立即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社会关注的焦点恰恰是肇事者不救助伤者而不是逃避法律追究的问题。（5）从刑法原理上讲，也不应重点考虑追究逃逸的法律责任问题。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刑法只把犯罪后不逃避法律追究（自首）的行为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但不把犯罪后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交通肇事罪同其他犯罪一样，尤其同其他过失犯罪一样，不应把犯罪后的逃跑行为作为加重处罚的理由。刑法第133条之所以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加重处罚，立法本意在于督促肇事者救助伤者，而不在于督促肇事者不要逃避法律追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释》把“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目的限定在逃避法律追究上，是不准确的。这样一来，将会形成如下两个极不合理的现象：一是交通肇事后行为人既不逃逸也不救助被害人，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因其没有逃逸，就不能加重处罚；二是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之后再行逃逸，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佯装过路人救助伤者，自己逃逸。此种情况下，行为人虽然逃逸，但他救助了伤者，其交通肇事的社会危害性已明显降低，但因其逃避了法律追究，仍然要加重处罚。显而易见，这两种情形都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含义，应定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放弃救助伤者和保护现场之义务的行为。不论是否逃离现场，只要放弃这种义务，就应当以“交通肇事后逃逸”论处。

　　三、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

　　何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解释》第5条解释说，“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不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主观上看，都是不准确的。下面分别阐述：

　　（一）客观上，对因果关系的界定不准确。不难看出，这一解释是直接从因果关系的角度作出的，未正面涉及行为人对于因不救助而引起死亡的主观罪过问题。从因果关系角度看，该解释对“因逃逸致人死亡”设计了三个因果环节。在第一个环节中，逃避法律追究是原因，逃跑是结果；在第二个因果环节中，逃跑是原因，得不到救助是结果；在第三个环节中，得不到救助是原因，死亡是结果。整个因果链条表现为：逃避法律追究-逃跑-得不到救助-死亡。分析一下这个因果链条可以发现，逃跑是得不到救助的原因，得不到救助是逃跑造成的结果，似乎这二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不逃跑，就一定能得到救助；如果逃跑了，就一定得不到救助。然而司法实践能够证明，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必然的联系。因为，有时候肇事者会在肇事现场坐等交通警察的到来或者直接向交警、司法部门自首，既不逃跑，也不救助伤者，致使伤者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此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没有逃跑，但伤者却并非就能得到救助。也有的时候，肇事者先将伤者送往医院或者拿出经费委托他人将伤者送往医院，然后自己再逃跑。这种情况下，肇事者虽然逃跑了，但伤者却并非就得不到救助。可见，《解释》把逃跑界定为得不到救助的原因是不准确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刑法第133条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把逃逸界定为死亡的原因，也是不正确的。因为逃逸本身不可能致人死亡，致人死亡的原因只能是肇事行为和不救助行为（不作为）。很有可能，《解释》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错误界定，是受了刑法第133条错误规定的影响所致。但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刑法，因而理应对刑事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