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罐车同时跨省两地苯泄漏，甘肃张掖只收了几千元的处置费，而陕西彬县却开出近200万元账单（6月24日《中国青年报》）；张家口煤尘烟尘污染明显，树上的苹果都成了黑苹果，却没有环保部门管（6月24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武汉环保部门罚单从未超过20万元，近日对违规排污的某一大型机械工业企业突然开出了121.5万元罚单（5月3日荆楚网）……。

乍一看，这些处罚，倏低倏高，畸轻畸重，同罪不同罚相差之大，令人瞠目。民法有“物权法定”之标线，刑法有“罪刑法定、罚当其罪”之界桩，而行政处罚法，因我国现今法律体系尚无完整的一部行政法典加以规范，而涉及范围又非常广泛而不得不经常性地与自由裁量权牵手。在我国，八成以上的法律与九成以上的行政法规，都是最后通过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手段来实施的。

自由裁量权一词系舶来品，在西方有着多种意义。自由裁量权一般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是国家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范围内有一定的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此，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是客观存在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同样也可以在法度规定的幅度范围内进行裁量。支持自由裁量权的法理在于这样一些推定：法律规定不可能做到精确，法律也不可能通过机器来断案，总是人在执法，授予人一定的自由处置权，能使案件最大限度地与具体的环境、情节、风俗习惯等相符，以达到法律的正义。这就意味着，自由处置权的幅度不可能太大，其幅度只限于一个明确的规定与另一个相邻之规定之间的“灰色带”。

然而，反观我们现行的一些法律，自由裁量的幅度之差可谓惊人，这意味着基数越大，这种倍级形成的绝对差距也将无限放大。另外，对是罪非罪、违规还是不违规等两重天的性质界定，也可以通过自由裁量来决定，这完全违背自由裁量权中的不得超越相邻幅度之原则。　　自由裁量权过滥，既容易滋生权力寻租、选择性执法与滥用权力等腐败行为，也不利于法治建设。法律的意义在于引导性，而引导性之基础在于法律的明确性，法律如弹簧，时伸时缩，根本不可能给企业与个人具体的法律规则威严之感，反而把执法视为行政部门或某个权势人物的私货，可以通过法外之力来解决。

本文无意对所举之例的处罚的适当性作出判断，只是提出对处罚时重时轻、把法律当猴耍的弊端。解决这些弊端之第一步，就是我们的法律要作“再革新”，从粗放式规定的法律，走向精细化，就是对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使其回归自由裁量之本位，让其只守住其能守的幅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