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本报曾独家采访了时任国家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党委书记的谢亚龙，并以访谈形式发表了谢亚龙的论文。谢亚龙论文中提到“金牌产权”应归运动员所有，并首次提出中超联赛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内的“准公共产品”。这时的谢亚龙还在足球圈外，公众对这位50岁的国家体育总局官员的印象，也还停留在“一个笑容满面的学者型官员”层面。

　　7年过去，今天出现在记者视野中的谢亚龙不再是那个“儒雅”的学者型干部。头发花白的谢亚龙今天在法庭上为自己领导中国足球的3年内是否受贿与公诉人抗辩了大约7个小时。自从2010年9月被扫黑打假的中国足球专案组控制，谢亚龙失去“自由”已整整一年半了，这段时间谢亚龙本应在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上施展自己的抱负，但他与中国足球“互相伤害”的事实，却使得他必须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还债”。

　　沦落在中国足坛

　　“我对不起大家，我给大家赔不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我变化了。”今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栏目播出谢亚龙接受采访的片段，“我有罪，接受改造。”

　　尽管谢亚龙在今天的庭审中坚称自己从未受贿，但“接受好处”自然有其出处；尽管公诉方提出的172万元受贿金额还有待法庭确认，但这个中国足球曾经的掌门人肯定不是“两袖清风”。

　　“我能理解谢亚龙的做法。传说中的那些好处费，在这个社会中其实无处不在，我觉得他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坏人，更不是一个特别贪婪的人，错就错在沾了足球的边，而且还陷得比较深。”谢亚龙任职中体产业集团董事长时其下属员工告诉记者。

　　谢亚龙在“足球那里”出的差错，回想起来并不复杂：起诉书中提到12项受贿指控均属司空见惯之事，例如山东鲁能俱乐部在夺冠庆功会上送给谢亚龙20万元；北京市足协为求在全运会上受到照顾送给谢亚龙5万元，诸如此类。

　　“中国足协这么多年的不作为就是因为腐败和懒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体育社会学家金汕说，“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谁都不愿去揭开这个盖子。”

足球圈外并不“外行”

　　“足球害人。当初他在田管中心的那两年，王丽萍在悉尼奥运会上拿了1块金牌，从成绩方面说他完成了任务。尽管后来他说王丽萍夺冠是‘战术胜利’值得商榷，但这是业务问题。另外，当时就是他要求严查兴奋剂，所以那届奥运会田径队都进了名单的十多个人最后都没让去，主要是‘马家军’的队员，大家都觉得这位领导很严。”一位至今还愿意用“谢头儿”来称呼谢亚龙的田管中心原工作人员说，“他有自己的追求，离开田管中心时，大家对他没什么意见。”

　　12年前的谢亚龙还在勤勤恳恳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当时谁也无法预想到这个正局级干部的人生之路会因为中国足球出现偏差。

　　“谢亚龙是2002年年初从田管中心到科研所来当副所长的，当时他就已经是正局级干部了。”一位曾与谢亚龙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共事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我和他接触的半年多里，我感觉他是一个在政治上、事业上相当有追求的人，就算他被法院定罪，至少在那段时间里，谢亚龙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型人才。”

　　这位与谢亚龙私交甚少的工作人员评价说，谢亚龙对竞技体育发展规律颇有研究，“用‘有过贡献’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不是那种在某个职位上捞一把就走的人，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贪心。其实如果他2005年不去中国足协的话，外界也不会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比如那个‘叉腰肌’。”

　　“叉腰肌”是球迷因对中国足球恶劣环境不满而戏谑谢亚龙的一个典型事件。

　　2008年，谢亚龙在女足总结会上提到，女足队员应该注重髂腰肌的锻炼。女足队员普遍缺乏科学的力量训练，更有不少队员为保持“细腰”体形忽略腰部肌肉锻炼。这在业内人士看来其实是一个相当正确的“提醒”，至少反映出谢亚龙对女足训练方法有着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但电话采访女足队员的某专业体育报记者缺乏相关专业知识，误认为谢亚龙要求女足锻炼“叉腰肌”（人体原本就没有“叉腰肌”），便将这一“细节”写进稿件登报。

　　随后全国球迷都开始嘲笑谢亚龙的“愚蠢”和“外行”，各种对于“叉腰肌”的评论和指责随处可见——因为谢亚龙所领导的中国足球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奥运会上无比狼狈，他的言行才会不断被误传与放大。

“潜规则”成罪魁祸首

　　正是任期内中国足球的混乱不堪使得谢亚龙终于在北京奥运会后“下课”，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当时背负着全国球迷骂名的谢亚龙在与总局人事部门的谈话中居然表达了留任的愿望，“一系列的失败让我对足球有了很深了解，我知道该如何改革。”谢亚龙说。

　　不过谢亚龙再也没有机会去实施他心目中的足球改革方案了，事实上，他以奥运任务为重压缩联赛、强求国字号球队成绩而忽略青训筹划的做法，已然违背了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

　　谢亚龙本人和中国足球正是因为这样的利益关系而紧紧联系在一起。在他2005年至2008年的任期之内，国足首度在亚洲杯小组赛阶段即遭淘汰。今天庭审公诉人提出，朱广沪曾向谢亚龙行贿5万元，而朱广沪正是当时国足主帅；谢亚龙钦点塞尔维亚人杜伊执教国奥，随后又同意杜伊接替福拉多成为国足总教练引发舆论哗然，而“杜伊经纪人向谢亚龙行贿5万元”的内容同样出现在起诉书中。

　　“不管谢亚龙当时是不是被‘架空’，他都要为这3年中国足球的衰败负主要领导责任。从这一点讲，谢亚龙即便不是贪官，也是中国足球的罪人。况且他是真的收了钱，他可以说这是‘潜规则’，但这个‘潜规则’违法啊”，一位足球界人士评价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想谢亚龙管足球的时候，如果能带头抵制这种‘潜规则’，那他就是个好领导。可是足球圈现在的问题是球员要给教练送钱，经纪人要给俱乐部送钱，俱乐部要给裁判和中国足协的领导送钱。所以，这种‘潜规则’不能改变的话，中国足球不可能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和什么青训、国家队都没关系，就是一种风气，风气不好，谈什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