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研究通过《<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该细则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的方式鼓励被告人亲属“大义灭亲”。对此，有网友认为，家庭稳定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大义灭亲恰恰破坏家庭稳定。

山东商报10月3日报道 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研究通过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的方式鼓励被告人亲属“大义灭亲”。但，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里，告发亲友的“大义灭亲”恰与“亲亲相隐”背道而驰。争议就此而起……

大义灭亲情法难两全

今年年初，安徽砀山县房产局局长刘某被举报有“贪污受贿、嫖娼”等行为，这封举报信出自这名局长的前妻张某和17岁的儿子小刘。小刘母子俩2月11日住进了局长办公室，守了室内3个保险柜整整8天时间，小刘母亲甚至用绳子把自己和保险柜捆在一起。直至有关部门当着小刘母子的面，打开保险柜，从中查出现金、存折、古玩等财物后，两人才离开办公室。

有网络媒体在报道这个新闻时，使用了“大义灭亲”这样的字眼。

其实，此案至此并未了结，余响更能发人深思。刘某的前妻事后称：“我和他毕竟是近20年的夫妻，一起打拼，一起奋斗支撑了这个家……我不想他被搞得很惨，毕竟我和他曾经有过夫妻情分，毕竟儿子以后还要健康地生活。我只是太恼恨他了。”小刘也表示，他现在有点后悔在网上发帖，引起了这样大的反响，“毕竟是自己的父亲，我现在有点后悔！”

还有这样一个较早的案例，是2003年《北京晚报》报道的。出身河南农村的少年张鸿雁，辍学打工供哥哥上学。为了给哥哥筹措上大学的报名费铤而走险，偷了舍友的4万块钱。警方接到报案后，找到正在上海上学的哥哥张洪涛，要他协助抓捕自己的弟弟。于是张洪涛联系到张鸿雁并将他骗到了上海，使张鸿雁被提前埋伏的警察抓获。

这件事在当时同样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有人说，哥哥完全可以不与警察合作，另寻机会劝弟弟把钱偷偷地送回去。还有人说，劝弟弟投案自首也比把弟弟骗来让警察逮捕归案好，起码量刑要轻。

不论如何，在这里，情与法产生了冲突。不能说哥哥守法是错的，但也不好说他协助警方诱捕弟弟是对的。

为什么会有鼓励“大义灭亲”这样的立法举动？显而易见，是为了降低执法成本、提高破案率，但是“大义灭亲”的行为，会对亲情伦理造成伤害，这是必然的。

微博中，有网友认为，家庭稳定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大义灭亲恰恰破坏家庭稳定。

81.5%逃犯曾被窝藏过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唐朝以后曾经明文写入律法。为什么新中国的法律中没有了呢？

据最高人民法院刑庭的刘树德介绍，亲亲相隐之所以在我国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没有明文规定，首先是受我国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列主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在这种大背景下，立法时，哪些该吸收为我所用，既没有仔细研究，也未做具体分析，只做了简单化地处理；其次，新刑法有三大原则：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刑平等。而亲亲相隐的规定必然与罪刑平等原则相矛盾。

然而法律不外乎人情，刚性的平等原则是否也要考虑人伦天性？

据武汉市公安局1997年对连续三年所抓获的越狱逃犯的调查显示：81.5%的逃犯都被窝藏过。一位母亲因藏匿自己犯罪的儿子被捕入狱，在狱中，当记者采访到她时，她还这样说：“我能藏一天算一天，尽一尽做母亲的心。”由此可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亲亲相隐”大于“大义灭亲”，即“情”远远超越于“法”，尤其是在直系亲属之间。

这样的案例古代也有。《史记·循吏列传》记载：石奢为楚昭王相。其父杀人，纵其父而还自系，王赦其罪，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这就是两难困境的悲剧。

专栏作家连岳曾经在《作为底线的尊严》中提到发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件事。近年来一直受聘于澳大利亚体育学院，并培养出奥运冠军波波夫和克利姆的俄罗斯金牌教练图雷斯基，由于被发现在家中非法窝藏兴奋剂而接受法院传讯。这个案件需要图雷斯基夫人的证词，而澳大利亚法律认为，如果证词对婚姻关系造成伤害，则不采信。因此，法庭宣布图雷斯基无罪。

所以，一位从事刑侦工作多年的老公安认为，在惩罚犯罪的同时对这种亲情间的行为也进行惩罚，未必能对社会起到警戒作用。惩罚面太广，势必树敌太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关键问题是要做好“亲亲相隐”和法律的衔接问题。

某门户网站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6.2%的人表示支持，认为能降低执法成本，是法治观念的进步；但高达55.4%的人表示反对，认为会冲击传统上的家庭观念，加剧社会对传统道德的漠视。更有网友讥讽说，大义灭亲的着重点恐怕不在“亲”，而在“灭”。

伦理与法律相结合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世界很多国家法律当中都有的容隐制度（又叫亲属拒证权制度）。容隐，顾名思义，容，容许、允许，隐，隐瞒、隐匿，就是允许至亲之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