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胡万贤行事再小心些、为人再低调些，这些“麻烦”也许不会发生。记者就胡万贤案走访了数所学校，谈及此事，所有受访者无一例外选择回避。

教育单位集体失语，但学生家长的几笔账可以依稀算出当前多数中学账务收支的庞大和混乱。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长告诉记者:“高中学生要交‘择校费’、小学生要交‘跨片费’。择校费实行‘三限’(限制人数、限制钱数、限制分数)。拿人数来说，择校生人数是招生计划的20%，比如一所学校计划招生500人，择校生人数即为100人。在‘三限’内的钱数，上级主管部门是可以监管的。”

问题在于，“三限”之外招收的学生有多少？

兰州某重点中学，每年招生计划为600人。按照这个数字推算该校在校学生在2000人左右，而实际上该校在校学生人数为2800人左右。

“多出来的几百人，就是借读生。借读生的学籍在原学校，但在就读学校上学。这部分学生的收费和比例，都远远高于择校生。一般来说，一些重点名校，借读生的借读费在2万元左右，分数如果考得低，四五万元都不止。一个学校一年如果招收50名借读生，每人按照2万元算，一年就是100万元，事实上，很多学校的招收人数和收费比例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而这笔钱，是不给家长收据或只给一张白条为证。”

而对不少家长而言，能让孩子走进中意的学校，即使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在家长之间，也有一个交费潜规则:交钱不要条。“能交钱的，都是有关系的；没关系的，拿着钱也没地方交。交钱的这部分人，大多是凭关系，这里面还有很多中间人夹杂其中。要收据，无疑增加学校和中间人的风险。”这位家长说。

还有一位家长向记者讲述了他亲历的一幕:“兰州某中学新生报名时，在办公室里，两位副校长一人面前摆着一台验钞机。家长手里提着钱，排队等待叫号交费。”

在业内，还有这样的顺口溜:一流学校收一流学生的钱，二流学校收中等学生的钱，郊区学校收农民工孩子的钱。事实也是这样，一些农民工的孩子即使手持可以免费的“四证”手续，但学校总会找各种借口予以拒绝，因为多收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少一笔收入，因此，四证齐全却上不了学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

虽然知道很多收费不合理，但少有家长举报。物价部门公布的举报电话，需要实名举报，没有家长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信息。“我们怕学校报复，毕竟孩子在那里念书。”一位家长如是说。

曾经有家长对于违规收费向媒体举报，媒体为这位家长要回了多收的1800元钱，但这位鼓起勇气举报的家长却始终不敢去拿钱，最终，这笔钱原封不动又退给了学校。

这些花样繁多的收费，成为中小学“小金库”资金来源最重要的途径。在胡万贤案中，50%以上的涉案赃款就来源于借读费。诸多中小学收费项目中，很多费用属国家明文禁止收取的，但学校往往会变着花样去收取。比如“赞助费”、“跨片费”、“教育成本费”等，随意解读政策、随意收取费用现象相当普遍。“招收多少学生、收取多少钱，这个数目只有校长和出纳知道，这笔账不透明。”前面提到的那位家长说。

数额庞大却无处监管的各类费用最终流向何处？这正是人们长期关注的焦点。一位学生家长接受采访时稍显激动地说:“收费要公平、公开、公正，公开是最主要的。收费既然已成事实，我们想知道这一大笔钱干什么了，上交还是自留，如果自留，是否作为教育经费。”

然而，这位家长的质疑，始终没有答案，这时，诞生腐败贪污的“温床”其实早已形成。

症结何在？何以解决？

一个中学校长，为何能贪污如此之多？

“人性是有弱点的。如果将‘收支两条线’落实到位，胡万贤案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反过来看，当有大笔金钱摆在眼前，而制度恰恰又有漏洞，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就会产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孙百才博士说。

孙百才认为，目前国家对于高等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收费监管力度还是很大的，也很敏感。但对于高中阶段，监管相对较少。另一方面，高中教育供给不足，到一些名牌高中就学，甚至比上大学还难。正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并且发展不均衡，在高中阶段，一部分名校产生了“垄断”效应。家长不惜一切代价要择名校、或者所谓的好学校而去，这样资金流动自然而然会向这些学校聚集。

孙博士说:“党内监督是系统工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法律监督太晚’的尴尬局面。我国中学阶段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在学校内部，校长自身权力无限放大，缺乏有效监督，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如何预防校园腐败，就成了挑战校长个人魅力与基本素质的一道门槛。加之各级监督制度缺失，就形成了校园贪污的利益链。”

在西北中学出纳孙雪瑛的供述中，也可看见端倪:“小金库的所有开支由胡万贤一人说了算。设立小金库后，就成立监管委员会，主要负责对收取小金库中补课费收支进行监管，对借读费等其他费用，一概不予监管。”

也有人认为，现阶段，中小学收取各种费用，是为了弥补教育经费的短缺，比如为教师发放工资、福利等，原本的招生计划资源配置，无法容纳“择校生”、“借读生”等群体。

孙百才博士也谈道:“我国是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尚未达到4%。从目前的财政投入来看，大部分学校保运转是基本没问题的，但要谋求发展，难度还是很大。”

“校园贪污案发生，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管理部门应该说都是有一定责任的。而遏制贪污源头，均衡教育资源、加强制度建设才是根本之举。”孙百才说。

平衡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还要让我们等多久？依旧没有人可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