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杀手”的罪与罚
作者：法院报记者 赵 刚
普通人很难理解，同样开车撞死人，为什么有人被判交通肇事罪，刑期只有短短三年，有人却被判危害公共安全罪，面临死刑惩罚。两罪的纠缠不清，源自司法审查在事后判断行为人肇事主观心态是过失或故意时，存在着模糊地带和弹性空间，“一念”之别将造成罪名不同，刑罚迥异。
相似行为 不同罪名
最近引发社会广泛争议的是杭州胡斌案和成都孙伟铭案。
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三菱轿车，与同伴驾驶的车辆从杭州市江干区机场路出发，前往西湖区文二西路西城广场。途经文晖路、文三路、古翠路、文二西路路段时，胡斌与同伴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
20时08分，胡斌驾驶车辆至文二西路德加公寓西区大门口人行横道时，未注意观察路面行人动态，致使车头右前端撞上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行走的25岁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谭卓被撞弹起，落下时头部先撞上该轿车前挡风玻璃，再跌至地面。
事发后，胡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谭卓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20时55分因颅脑损伤而死亡。事发路段标明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7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飙车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胡斌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此前，胡斌亲属与被害人亲属达成协议，赔偿113万余元损失。
成都孙伟铭案的基本案情则为，从去年5月起，孙伟铭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去年12月14日，孙伟铭在中午大量饮酒后，仍驾车在成都市区内穿行往来。17时许，孙伟铭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尾部后，继续驾车逃逸。在往龙泉驿方向行驶的过程中，孙伟铭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此次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结果。
经公安交通部门鉴定，孙伟铭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的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34至138公里，大大超过行驶路段每小时60公里的限速；孙伟铭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ml，属醉酒驾驶。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7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同刑罚 各有解释
“同是恶性交通肇事，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罪名，刑罚为什么差距悬殊？”一名读者注意到最近几起交通案件的判决结果不同，给《法周刊》打来电话说出心中的疑惑。
实际上，该读者的疑问代表着许多人心中的问号，或许正是考虑到社会上的争议，无论是胡斌案还是孙伟铭案，法院在作出判决的第一时间进行了解释。
法院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都是公共安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实施了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因此，交通肇事罪本身就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但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而交通肇事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即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
在胡斌案中，胡斌平时喜欢开快车，但其认为凭自己的驾驶技术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案发当晚，胡斌在超速驾车过程中未违反交通信号灯指令，遇红灯时能够停车，肇事时没有注意观察前方路面情况而撞上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谭卓，撞人后立即踩刹车并下车查看谭卓的伤势情况，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22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一系列行为反映了胡斌肇事时主观上既不希望事故发生，也不放任事故的发生，对被害人谭卓的死亡其内心是持否定和排斥态度，是一种过失的心态，因此，胡斌的行为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孙伟铭案中，孙伟铭作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明知必须经过相关培训并通过国家有关机关考试，取得驾驶执照后才能驾驶机动车辆，但其却无视公共安全，长期无驾驶证驾驶机动车辆并多次违反交通法规，反映出其对交通安全法规以及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的蔑视。
在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后，孙伟铭仍置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继续驾车高速逃逸，后冲过绝对禁止超越的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以超过限定速度一倍以上的车速冲向相向行驶的多辆车辆，造成4死1重伤，公私财产损失达数万元的严重后果。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孙伟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明知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会发生与对面车辆相撞、车上人员死伤的严重后果，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
两罪纠葛 两难局面
虽然司法机关下了很大的工夫进行解释说明，但是关于该判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争议仍然沸沸扬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