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现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单行刑事法律中。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予以吸纳。20年来，这项罪名一直因为量刑过轻引起司法处罚失衡而被诟以贪官“救命稻草”，由此引发的争议更是不绝于耳。

    按照现行刑法，贪污受贿超过10万元即可判处至少10年有期徒刑，情节特别恶劣的甚至可判处死刑。相比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不过5年的惩罚力度显然是轻之又轻，不仅不足以威慑犯罪，更有可能使之成为贪官污吏的“免死金牌”。

    曾不断有论者称应该废止这项罪名，对此笔者倒不敢苟同。从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出发，“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具有成为独立罪名的条件和可能。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说明合法财产之外的其他财产的来源，最好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不应以贪污受贿罪模糊论处，神圣的法律理应具有这样审慎而清晰的品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意是为了惩戒那些对超过合法收入的所得采取“沉默是金”手段对抗的贪官，现如今却逐渐有成为腐败分子逃脱“贪污、受贿罪”严刑峻法处罚的“救生圈”和“护身符”的趋势。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本罪的起刑点（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过低，达不到威慑贪官、严惩腐败的目的，应提高起刑点，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30万元以下的，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处罚；100万元以上的，根据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以发挥刑法的震慑力。    

    第二、本罪认定“30万以上的才构成此罪”，那么，30万以下的如何处理，却没有明确规定，容易造成贪官的侥幸心理，很难从根本上杜绝犯罪。    

    第三、本罪的隐蔽性强，仅靠检察机关进行侦破、起诉很有限，要采取多种渠道遏制、杜绝所谓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不仅是检察机关的事，是全社会的事。

    第四、如对国家工作人员数额较大的消费、存取款行为，应设立廉正帐户，由专门机构、专门人员负责监督管理。必要情况下，可以迳行调查、查封、冻结、划拨帐户。国家工作人员应主动公布财务状况，做到收入透明、支出透明和消费透明。    

    第五、本罪主观上，犯罪嫌疑人“说不明”，无形当中就为犯罪嫌疑人开脱了罪责，如果“说不明”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从重处罚。因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是固定的，除了基本工资，就是补助、津贴和奖金，到底有多少钱，犯罪嫌疑人心里很清楚，只是不愿说明。    

    第六、本罪客观上，检察机关“查不明”的，无形当中容易使承办人员懈怠职守，可能迫于行政压力和不正当利益驱使而“不愿查明，不便查明”，这样就会造成承办人员渎职，放纵了犯罪嫌疑人，给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造成了冲击，使国民对法治失去了信心。

    第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往往和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罪和挪用公款罪等相辅相成，很难独自成立。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应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罪和渎职侵权罪数罪并罚。

    第八、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贪污罪、受贿罪、渎职罪和挪用公款罪等犯罪，除了判处实体刑罚外，还应该没收、追缴全部非法所得，并处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得从事国家公务工作。

    二、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对策　

    （一）、笔者建议修改刑法，科学设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1、 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法定刑，可以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置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 由轻到重分档设置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

    数额巨大已全部退赃的，为一档；数额巨大未全部退赃的，为二档；数额特别巨大已全部退赃的，为三档；数额特别巨大未全部退赃的，为四档。　　3、 增加罚金或没收财产的法定刑。　　

    4、 四是科学规定罪状，拟将刑法第395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其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是巨额财产来源不合法罪。犯巨额财产来源不合法罪，已全部退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巨大未全部退赃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已全部退赃的，处十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未全部退赃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二）、增加巨额财产来源罪的共犯规定。

    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直系亲属对自身巨额财产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