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俊海相比，生活在官村的堂叔刘印堂，情况更不乐观。

雨后的官村退去了泥泞，村庄笨拙的线条若隐若现。村口的一处养鸡场便是刘印堂的住所。

此时的刘印堂已经处于偏瘫状态，加上患有脑血栓，几乎不能说话。

养鸡场到处是苍蝇，几十只苍蝇落在刘印堂的身上，他似乎全然不知。刘俊海撕开喉咙重复着记者的提问，刘印堂知道是在问自己，微微发笑。嘴里挣扎着要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吱吱的磨牙声。

他用手指向记者示意，当年那场火灾，他跑到刘亲生家救出了三个人，而自己却成了“杀人犯”。

刘印堂伸出来的手上满是棱角，折射出他20年前劳作的景象，手上沾满小麦的麦香和秸秆的苦涩，但在手铐面前，失去了那个时代赋予这双手以沉重的力量和崇高的尊严。

被警察带走时，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进去时身体好得很，出来时已经成了废人。”儿子说。

刘印堂早已变得木讷，而心理并不平静的刘俊海每天凌晨四点就从床上爬起来，一个人独自坐在马扎上，手里拿根烟，脑海中不断回放着15年的铁窗人生。

15年，他早已堕入一种永恒的思索状态。退回到以往的生活状态才发现，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官村残存的老房子前，杂草丛生。22年前的婚房，房顶早已脱落，嵌在窗台上的钢筋，手用力一摇便会吱吱作响。

此刻，刘俊海希望国家赔偿能够尽快兑现，于他来说，这不仅仅是钱那么简单。

2004年起，刘俊海先后向临漳县和邯郸市检察院递交了赔偿申请书。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2004年两人可获得共70多万元的赔偿。(注：该数额依据当年国家统计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

刘俊海的律师高世友向记者表示，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对于无罪释放的案件要经过检察院确认程序，如果侵犯了公民权力才会给予补偿。因此在2004年，“二刘”先后向临漳县和邯郸市检察院递交了赔偿申请书，但是两机构都对申请不予确认，即“检察院认为没有侵犯刘俊海和刘玉堂的公民自由权。”高世友说。

检察院的确认程序走到了尽头，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对于无罪释放者可以不经过确认程序直接予以赔偿。因此刘俊海开始求助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出具赔偿决定书。“几年来，中级人民法院迟迟不出具赔偿决定书，每次打电话都跟我说正在帮我办理。”刘俊海说。

高世友向记者表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此案为检察机关错误逮捕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20条规定，赔偿委员会应在3个月内作出决定，案件情况复杂的最长不超过7个月。

“按照去年国家统计局的职工工资数字，2010年应当赔付他们两人共120万元。”高世友说。

而对这一切，官村部分村民有自己的逻辑-有人传说刘俊海是花钱买的无罪释放，所以才迟迟得不到国家补偿。

记者临走时，刘俊海指着峰峰矿区的高点，他说那座山叫宝山。昏黄的街灯照亮着从宝山隧道下结伴而行的人们。至今单身的刘俊海却茫然四顾，他在试图寻找22年前的青春足迹：那时的他少年轻狂，身边有一位心爱的姑娘，善良的姑娘曾在看守所外独自等待了他两年。(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来源：南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