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行业组织和中介机构能够做得更好，就应当将这些事项交给社会去做。特别是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金不足产生矛盾时，要采取公共服务社会化的原则，让社会力量与市场力量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提供符合要求的服务。”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行政法专家马怀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不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也应该有边界。“外包政府业务的底线是将政府承担的某些技术性、行业性、服务性、协调性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此外，按照《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规定，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等必须获得法律授权，而且不得随意委托给行政机关以外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城市管理中的服务性职能可以外包，但是执法职能不能外包。”马怀德说。

　　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据鑫梓润物业董事长秘书倪妙绚介绍，物业公司和深圳城管局的合同签订只能依据《政府采购法》，该法经过了第二次修订，虽然更为严密，但关于城管服务外包政策没有明确规定，依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深圳是享有立法权的特区市，对于哪些政府职能应当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外包等形式，应当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规定，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创新政府管理和社会服务，为政府改革探索新途径。这不仅是有条件做的，也完全应该这样做。”马怀德说。